“江歌案”评论指南（杜课360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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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江歌案”评论指南（杜课360期）

原创 2017-11-14 杜骏飞 杜课

杜骏飞按

“江歌案”喧闹一时，很多读者来信提问，也有不少同学留言咨询具体议题。其实，在诸多关键事实尚未厘清之时，我对回答那些问题的任何网文结论都并不相信。

杜课的定位不是时事评论，我对于这类新闻事件的评论原则也一向是缓待事实、不赶浪潮。

但今天，权借江歌一案，我想谈谈在公共批评中言说此类事件的基本信条。

公共事件评论手册

杜骏飞

1、二十年来，在公共批评领域所发生的主要危机有三：话语暴力、舆论反复、社会撕裂。公共言说的非理性之所以日渐规模化和常态化，是因为我们未能确立必要的讨论前提。

2、公共批评大部分的危机来自：事实不清；主题不明；概念不一。

3、我们必须铭记，比发表意见更重要的是：还原事实。在事实被完整呈现之前，我们所能发表的，大多只是推测，而甚少论证意义。

4、我们必须铭记，要区分私人言说和公共言说。私人言说贵在真诚，不妨以推测为要，但公共言说则贵在理性，不堪无理据之论。

5、以上原则，尤其适用于媒体。个人评论与媒体评论的差别，主要在于理性责任不可同日而语。

6、尽管，在互联网时代，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往往模糊了私域和公域，也因此，“出版理性”已殊为难得；但是，有水准的评论，还是宜将发表意见和抒发情感相互分离。

7、人性是值得批判的，但我们必须铭记，要区分人性的弱点和人性的邪恶。前者是可宽恕的，后者是不可宽恕的。前者是人性中共有的，后者则是病态的变异。

8、我们还必须铭记，要区分法律批评与道德批评。尽管它们都有伦理基础，但只有法律才是强制、明晰和唯一的。

9、道德审判、民意审判、媒体审判是有差别的。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，不可僭越法律。

10、媒体审判的基本代价是：新闻必然背离专业主义。并且，它往往导致媒体权力不公正地干涉法律权力。

11、民意审判通常是指来自公众的群体压力。民意值得尊重，但一旦涉及到专业认知，大众比精英更有局限性。不过，民意审判的更大危机其实在于：民意时常会被错误地代表、操控和统计。

12、道德审判会发生在任何社会领域。当公众无法指涉事实、知识、权力时，一切公共表达的激情，都只能汇集在道德领域。

13、道德审判并非一无是处，其有价值的一面是：社会通过道德审判来强化道德共识，以防范下一次社会危机和道德悲剧；同时，道德审判有利于凝聚文化共同体。但它的危险一面在于：它很容易让共同体误认为道德审判代表民间法律。

14、基于自身的大众性，道德审判有着自己的先天弱点：强复杂为简单，强知识为常识，强不知以为知，强理性为情感，强专业为业余。

15、未经训练的批评者，往往对复杂事物做简单判断，这也是一种基本人性。舆论的众数，往往更倾向于要求：对象标签化、人物脸谱化、故事戏剧化。但这些要求大多并非实在，也并不理性。

16、每个人都可能犯的三个认识错误是：过早判断事实，以情感选择站边，在争论中自我强化。

17、为什么会有那么坏的事、会有那么恶的人？回答这一类的因果疑问，在分析时都可以使用以下“种植模式”：其一是基因（生物基因、文化基因等），其二是环境（教养环境、社会环境等），其三是概率（时机、地点、突发原因等）。这些因素，通常结为一体，直至难以分离。评论分析之难，难在厘清它们的比例。

18、一个理性的公共言说，首先应自我反省评论的目的：是推究事实还是鼓吹建议？是理性思考还是感性宣泄？特别重要的是——是襄助公益还是贩卖私利？一切有价值的批评者，其核心能力都来自自我批评。

杜老师未回答的提问

Q1:在咪蒙发出《法律可以制裁凶手，但谁来制裁人性》这样一篇重情绪渲染的文章后，新京报也发出评论《杀气腾腾的咪蒙制造了网络暴力的新高潮》，指责咪蒙写作方式失衡，用偏执一方、绝对化、诛心式的定论，激起网友对于刘鑫的讨伐。你怎么评价咪蒙的这篇文章?

Q2. 我觉得，咪蒙在这件事上有值得我们肯定的地方，比如她真正去关心江歌妈妈，帮她号召网友签名，帮她联系律师……相对于其他单纯批判咪蒙文风、呼吁网友不要苛责刘鑫的评论，其实咪蒙这篇文章对当事人更有实质性的帮助，这么想错了吗？

Q3. 咪蒙问：“法律可以制裁凶手，但谁来制裁人性？”，新京报说：“除了上帝和法律，没有人可以制裁人性。”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？

Q4：为什么“违背道德”，常常比“违背法律”更加难以被公众接受？当法律底线低于人们的道德标准而引发冲突的时候，怎样做更加合理？

Q5：有关此事的大量的报道涌现后，“江歌遇害案”俨然已变成了“江歌刘鑫案”。媒体针对网友一边倒地批判刘鑫的现象，刊发呼吁网友要理性的文章，但这也遭到了网友围攻。但凡有一丝“理性思考”的声音出现，便会招来群骂。你如何看待这种群体极化的现象？

Q6：《圣经》上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将要用石头把她砸死。这时，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,谁就可以拿石头砸她。人们听见这话一个一个的都走了。为什么人们对于“恶”的关注和讨论要远远多于“善”呢？为什么人们乐此不疲地想要探索人性之恶？是因为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或者隐藏的恶吗？

相关评论

杀人偿命，是我们朴素的、传统的价值观，一些国家的法律，也在践行着这一价值观。但也要看到，在有些国家，是没有死刑的，或者死刑并不是那么轻易判决。到底什么才是公正的审判，最终还是要在法庭上定夺，咪蒙直接在自己影响力巨大的公号里号召“处死一个人”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“法律可以制裁凶手，但谁来制裁人性？”这个问题或许可以这样回答：除了上帝和法律，没有人可以制裁人性。

——新京报评论《江歌案：杀气腾腾的咪蒙制造了网络暴力的新高潮》

应该尊重江歌母亲为女儿讨回公道的决心，但旁人难以与她“感同身受”，更不应超越法律去追讨正义。必须认识到的是，基于事实，正义才不至于被单方面的信源迷惑，也只有尊重正当的程序，法治才不至于被非理性的情绪带跑。

——新京报传媒研究《江歌案，朴素正义感莫被情绪带偏》

每个身处舆论场的人，都体验过类似的当代“奇迹”：不断飙升的视频点击率、微博热搜榜、公号阅读量、知乎点赞数……面对着这些“漂亮的”数字与随之而来的影响力，如果你也感受过那种“惊喜”，那归根结底，对“咪蒙”们的指责，只是以五十步笑百步，或许在咪蒙那里，是以五十步笑一千步。但自私本能，让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最有资格指着“咪蒙”骂的那一个——这本质上与刘鑫的自保本能并无二致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，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无辜的。

——新京报书评周刊《在法律与道德之外，还有一片灰色的旷野》

舆论审判的道德正义无法取代法庭审判的法律正义，对刘鑫的口诛笔伐只会让刘鑫压力下的证词效力备受质疑。凶手尚且未接受正义的审判，两位受害者却已经视若寇仇，刘鑫的懦弱和自私无非是让人感觉江歌的义举不值，而真正的凶手陈世峰极有可能无法实行网友想要的那种“杀人偿命”的朴素正义，活着的人承受了大部分的恶意，但陈世峰却不用付出更大的代价，这真得是关心江歌案的热心网友想要的结果吗？

——凤凰评论《咪蒙要制裁人性，但凶手真的会被死刑制裁吗？》

局外人有自己立场无可厚非，但有些判断似乎不必那么斩钉截铁。我们没有资格要求局内人“冷静”“理性”，但我们有义务自己保持冷静理性。这是局外人的局限，也是局外人的职责。局外人理应充当缓冲地带，不必自己急着燃烧起来。

一件事从真相层次到传播层次，难免发生信息的失真、污染与扭曲。当然，警察破案尚且艰难，普通读者可以投入的精力是有限的。问题在于那些关键的传播节点，无论是自媒体还是媒体，无论是大V还是网红，都应该明白“能量越大责任越大”这一常识。恶意裁剪事实，助推戾气，“底线越低，红利越高”，如何都是令人不齿的。这是另一个维度的人性拷问。

——澎湃新闻《江歌之问：情绪不能代替事实》

互联网在敲这样的警钟：谁都不能蔑视道德。法律规定了行为的最低标准，道德则划出了人性的最低限度。突破前一个底线，法律管你。突破后一个底线，过去有更多开溜的机会，但互联网时代的举报箱无处不在，说不定什么时候，道德的讨伐就会从天而降。

互联网的道德讨伐不会像现实法庭那样度量轻重，互联网上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尺，用来计算刘鑫一家人现在付出的代价是否是最恰当的。互联网的法则是最原始的“杀一儆百”，总会有人撞到枪口上的。

这两天舆论场对刘鑫的惩罚毫无疑问举起的是道义旗帜，无论这是“网络暴力”，或者是正义的集体呐喊，它所展现的就是今天中国互联网的真实面貌。有人提出，对刘鑫的声讨也需在法律规范之内进行，这种声音的发出也是有益的。总之，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互联网时代，我们必须接受它的规则，不仅守法，也对道德底线抱以更多敬畏之心。

——环球网《江歌案变成刘鑫案，她该不该变成全网公敌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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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阅读本期《杜课》，下期再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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